2021年中国工业和经济强势复苏和高增长,使得全球供应链和贸易订单需求转移到了中国市场,也让人民币持续升值,一年时间涨幅超过11%,这也是我们基于贸易结构调整和内外资本流动情况做出的主动汇率调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贸易产业结构升级。
相反的一面是美联储需要继续保持宽松美元来转嫁风险和刺激经济,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单一美元剪羊毛手段,已经无法对中国市场进行金融收割。
于是拜登和美国财政部只能通过6万亿现金刺激计划,在基建投资的实体产业领域与中国博弈。这也意味着中美的博弈已经从金融货币领域进入到贸易和实体产业领域。
一个经济体的三大安全基石是粮食定价权,货币发行权,石油能源定价权和战略储备安全,而人民币升值与拜登的6万亿基建投资计划,意味着未来中美会在粮食产业贸易和科技产业领域展开新的竞争与博弈。
人民币升值VS拜登6万亿基建,背后也是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产业领域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博弈,今天我们围绕粮食定价权和产业贸易,谈谈粮食安全问题：
首先,我们的杂交水稻保证了我们的主食和口粮的安全,实现自给自足,但大豆和玉米等副食品依赖进口。
水稻,小麦,大豆,玉米是全球主要的四大类粮食产品,在口粮领域,我们靠着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已经实现了口粮的自给自足,端住了自己的饭碗,而在小麦,大豆,玉米等我们还需要依赖大量的进口,来作为副食品的补充和满足产业需求。
我们以大豆产业为例子,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大量进口大豆,而且还保持了大豆的高库存储备,导致我们的豆农的利益损失,而且还让外国大豆农产品冲击了国产大豆的生产。
其实这是很片面,这涉及到了我们的粮食自给自足的产业取舍和效益问题,也是庞大的需求与供给有限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一直注重粮食的安全和生产扩张问题,无论是水稻,还是大豆生产端都是不断增长的,种植大豆的农民和商家的回报也是不断增加的,只是后来我们做了产业调整,保障水稻种植增产为主,其他副食品粮食需求靠进口解决。
豆农也开始选择可以带来更高效益和回报的水稻种植,而在大量进口依赖的情况,还保持高库存也是为了不时之需,比如疫情之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超8%,很多新兴经济体都出现库存不足的问题。被欧美粮商掐住了脖子,而我们的库存储备就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也是在保护大豆产业和豆农整体利益。
在改革开放早期我们的大豆种植面积在700万公顷,到了21世纪前面十年,我们的大豆种植已经达到900万公顷,大豆的产量也是逐年稳定增长的,在2010年后大豆种植面积调整下降之后,产量才开始下降。
但即使在2004年大豆产量达到新高水平的1700万吨产量,也依然无法满足中下游产业链对于大豆的需求比如食用豆油加工,畜牧业饲料加工需求等。
随着我们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对于水稻,大豆等粮食需求大增,比如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从大豆出口转变为大豆进口,这是一个转折点。
大豆生产的扩张速度已经赶不上居民消费,大豆加工和畜牧业饲料生产的需求了,早期的大豆产量增长和需求的增长实际是1比10的比例,存在极大的需求缺口。
如果要用国产大豆解决中下游产业加工需求,那就需要放弃主粮食水稻的种植面积,来满足大豆生产需求,最后导致我们的口粮安全受到威胁,只能进行二选一。
我们的粮食种植土地是有限的,但我们也是一个全球人口最多的经济体,那么就必须在水稻的口粮和大豆副食品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我们就是靠着杂交水稻实现产能扩张,扩大种植面积实现了每年6.5亿吨的粮食产量,而14亿人口每年消耗了2.5亿吨,剩余4亿吨可以用于其他生产需求和出口创收,沙漠水稻和海水稻的研究也是最大程度提升土地利用,种出更多粮食。
而大豆只能用进口替代,这样在生产端有限的情况下,推动我们的大豆其他产业链逐步发展完善。
我们的国产大豆主要用于大豆类食品加工,其中大豆蛋白产业出口量占了一半国际市场份额,国内企业占了70%以上的大豆蛋白产量。
进口大豆主要用于压榨和食用油加工领域,而大豆压榨和食用油加工和消费需求才是最大的,进口大豆占了全球大豆贸易产业的60%,相当于国产大豆6倍的产量。
很多人只考虑大豆生产端的问题,认为我们进口大豆导致国产大豆生产被积压,但不进口那么中下游的畜牧业和饲料行业,大豆食用油加工等产业链全都会陷入停产,整个大豆产业链都会陷入被动局面。
其次,全球四大粮商ABCD垄断了粮食定价权,在大宗商品的农产品期货定价权上,我们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粮食种植土地有限情况下,用杂交水稻解决口粮安全问题,并全球推广,而副粮食领域玉米和小麦则通过进口替代,推动了国内大豆和玉米加工等各环节的产业链发展,也成为了大豆和玉米进口量最大的国家。
进口大豆主要用于食用豆油领域的加工,占了我们大豆消耗量的80%,而国产大豆用于大豆食品加工,只消耗12%左右的原料大豆。
但我们的粮食定价权其实是被欧美财团和资本垄断的,定价权来自于期货市场,这也是我们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追赶的地方。
虽然生产端做了取舍,但我们的大豆制品消费,贸易,加工等各大环节发展快速,并且逐步赶上了外国的大豆产业。
而2004年却是遭遇了一次危机,被欧美资本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定价权收割,议价能力不足。
我们进口的大豆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和美国,而全球四大粮商ABCD在各大产业环节,垄断了粮食定价权,而四大粮商中有三个在美国,分别是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
我们只在水稻领域有相对的优势,但在大豆等定价权方面处于劣势,而且美国在1940年就建立了建立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掌握了农产品领域的期货定价机制。
2004年,我们国内大豆产业发展处于一个高峰期,餐饮扩张带动食用豆油产业发展,开始冲刺海外市场,但在这个过程中,四大粮商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却释放了美国大豆产品要减产的信号,让国内压榨企业以为大豆要涨价,开始高价囤货。
而美国的农业部门和期货市场也一唱一和,拉高大豆期货价格,制造价格恐慌,让国内企业高价接盘,而后高位做空大豆价格,导致当时国内大批大豆压榨和加工企业在原料端亏损严重,甚至破产。
而外资就趁机低价收割这些企业,控制我们的大豆加工产业,占据更多的产业份额,我们的大豆企业也因此陷入衰退期,在食用油领域很多国内企业比如鲁花,金龙鱼等都有外资参与。
我们的农产品产业集中度不足,成本优势也是没有的,比不上欧美的现代化和规模化农业发展,但是庞大的需求缺口和粮食种植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决定了我们只能保障主要口粮安全的基础上,让大豆和玉米等副食品进口替代,二选一。
人民币的升值,不止是推动国际化,也是逐步建立金融,贸易,期货定价领域的人民币定价体系,为我们的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最后,中美的博弈已经从金融货币到实体产业领域,农产品贸易和科技产业是博弈的关键领域。
人民币升值是以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增长为基础的,提升人民币的境外消费和使用价值,也是与美元霸权的博弈,大量外资被人民币计价资产吸引,大量贸易订单进入中国市场。
在一边接轨美元贸易体系,一边保持资本管制的双轨制模式下,美元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欧美经济体联盟发现只是用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的市场,操纵汇率,收割中国市场的模式行不通了。
拜登的6万亿标志着下一年中美的博弈从金融货币层面进入产业贸易层面,6万亿基建背后是涉及粮食产业,芯片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和布局,希望利用产业贸易和定价权优势扳回一局。
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止是升值那么简单,还需要在产业贸易和期货市场定价权方面建立属于人民币的贸易和定价结算体系,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美国对新疆棉花的抹黑其实也是想要冲击我们在棉花领域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机制,在四大粮商垄断和美元结算的期货市场定价权下,我们的大豆,小麦,玉米的定价权就始终都很被动。
目前我们已经从石油人民币结算体系入手,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币结算,实物黄金背书的原油期货交易所,并逐步过渡到农产品领域的人民币期货定价结算体系,比如我们的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已经形成了大豆压榨,饲料,原料领域各大产业品种的定价体系。
人民币升值只是开始,建立新的贸易和定价结算体系,才是最终的目标,也是与美元贸易定价结算体系的长期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