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易斯拐点说起
威廉 阿瑟 刘易斯是谁,估计很多人不是太清楚。但是倘若提到“刘易斯拐点”,那就妇孺皆知了。得益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而且,这个理论太好了,居然可以解释中国很多重大的经济现象。比如,过去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恰好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同时发生,这和刘易斯的工业部门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是高度一致的。再如,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减速,又恰好和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时间上高度吻合。
经济理论往往云山雾罩,让人难得要领,这么清晰、完美的理论真的是很难找,让人不相信都很难的。刘易斯本人,就因为这个获得了1979年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黑人同志。而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诺奖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品质保证了。
不过,在学术的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不同意见不仅有,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大师之口,这就是与刘易斯同年获得诺奖的西奥多 舒尔茨。此公在中国的名气不是很大,在经济学界的名头却丝毫不比刘易斯逊色,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舒尔茨不仅在农业经济、经济发展领域有重要贡献,还帮助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单凭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就已经确立了自己殿堂级的地位。
更妙的是,刘易斯和舒尔茨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二人的观点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恰恰相反的。其他领域笔者不懂,不敢妄言,但是估计也就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才会出现这种奇葩景象。事实上,舒尔茨曾经专门撰文批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引起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阿马蒂亚 森的回应,真的是好不热闹。阿马蒂亚 森也绝非等闲之辈,因为对于贫穷和饥荒的研究,在1998年的获得诺奖。
大师们在争什么？
大师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稍微看一下刘易斯拐点的细节了。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经济可以分为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发展就是把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至此,大师们并无太大不同意见。就在此时,刘易斯引入了一个关键的假设,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只要给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其实就是高于生存线的工资,就可以吸引这些劳动力,用以发展现代工业。看起来,这和工业革命早期的现象很吻合,和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经历也非常相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有如此之好的解释力,也就难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一下子声名鹊起。
细心的读者会问：“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什么意思？现实中人口总数是有限的,劳动力怎么会是无限供给的呢？“无限供给”的意思,并不是说劳动力人数是无穷大,而是说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为零,因此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并不会导致农业减产。这样的话,因为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超过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相对来说就是“无限供给”了。换句话说,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个“剩余劳动力”的判断上。表象上看,农村是有很多人,有些人甚至看起来无所事事,农村的人均产出也很低,似乎和有些人不增加产出的判断相吻合,也就是说有些人对于农业生产是多余的。
可是这里面也不是没有逻辑上的悖论。你看,传统农村是很贫穷的,怎么能够负担“剩余劳动力”呢？这些“多余”的人,为什么不去做一点有产出的事情？要知道,养着“闲人”可是很奢侈的事情,不是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负担得起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贫穷的农业社会要养这些“闲人”？而且,到传统的农村,比如1980年的中国农村,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农民都很忙的,看不到谁是“剩余”的劳动力。不仅如此,孩子们也要下地帮忙的。以前农村的中小学校农忙时都要放假的,俗称“忙假”。
舒尔茨的观点,是农村并没有“剩余劳动力”。为此,他专门进行了检验。1918-1919年间,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感冒。大流感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人口总数的6.2%。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死亡率较高,而且农村人口死亡率比城市人口高,因此大流感导致的农业劳动力损失其实超过这个数,估计达到8.3%。
大流感的一大特点,是康复以后并不会对人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留下长期的影响,当时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要素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另外当时的农业制度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刘易斯的测算,印度农业部门至少存在四分之一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倘若“剩余劳动力”假说成立,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产出应该没有太大变化。然而,舒尔茨发现,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播种面积下降了3.8%。考虑到单位面积的产量可能下降,农业产出的下降更多。这一证据,并不支持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假说。
舒尔茨的理论
舒尔茨对于刘易斯的批评,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对于经济发展的一贯的观察理解。舒尔茨认为,农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不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就是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要知道,这两种观点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导向：是优先发展农业,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还是实行跳跃式发展,直接发展工业？舒尔茨的观察是,没有好的农业基础,经济发展很难成功。当然,舒尔茨并不反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毕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反对这个,何况是舒尔茨这样的殿堂级的人物。
问题是,这一转移是如何发生的？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突然发生的吗？设想一个传统社会,其他一切不变,一下子把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经济就发展了吗？倘若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也未免太容易了,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贫穷了。实际上,改革前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大炼钢铁、三线工程,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尝试,结果就无需赘述了。
好的问题是好的结论的一半。一旦问出“转移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机制就开始暴露在人们面前。撕开纷繁复杂得表象之后,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农业社会本来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而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
这里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由于机械、种子、化肥、耕作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进步,农业的产出增加,而且单位面积需要的劳动力减少,这样一些劳动力就被解放出来。在农业产出不但不减少,而且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很多人可以进入工业,挣取更高收入。而且,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机械、化肥、水利、道路等要素,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
这一逻辑,比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理论能够更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倘若经济发展是因为农村有剩余劳动力,那么改革以前农村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经济为什么没有发展？其实,真正的秘密,是改革开放改善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发生,很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了。
这些“剩余”劳动力也没闲着,积极参与了“工业化”。在当时不准进城务工的约束下,“就地工业化”,导致了“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再后来,农民可以进城了,就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帮助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幅推进。工业得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农民变得“剩余”。看到的现象,是农业产出连年增加,但是农业占用劳动力不断减少,背后是机械化、化肥、种子、水利等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比较舒尔茨和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发现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一定的描述能力,但是却无法解释这种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对于政策的指导能力也很有限。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叫张培刚。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提出了和舒尔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张培刚的有关农业和工业化的理论,也是工农一体的发展理论,比舒尔茨早了大约10年。当时,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文献还没有问世。怪不得,国际上很多学者都说张培刚是经济发展理论的真正的奠基人,这里面包括著名学者霍利斯 钱纳里。就连一代狂生张五常,也说“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并称张培刚为“大哥”。据说刘易斯本人也曾反思自己太重视工业,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倾向。
只可惜,当舒尔茨与刘易斯分享诺奖的时候,张培刚却不知所踪,令人不胜唏嘘。至于今人放着张培刚与舒尔茨的深刻洞见不顾,天天捧着刘易斯的半吊子理论说事,就更令人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