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被引证次数最高的专利之一,一项培养转入真菌谷氨酸脱氢酶的植株的生物育种专利。该发明能使作物有效增加氮素吸收,提高氮肥利用率,从而节省氮肥施用量,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专利发明人是已故中科院院士田波。
遗憾的是,因2010年未缴年费,该专利的专利权仅仅维持了6年。
该事件可从侧面反应出几个问题：一是生物育种的重要性,二是以专利等形式保护种业创新成果的必要性,三是中国必须,也有能力抢占种业知识产权的制高点。
01
高价值的生物育种专利
生物育种专利在全球范围内都意义重大,往往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大豆是巴西最具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但巴西农民每年都需向孟山都支付至少77亿美元的特许使用费,才能继续种植孟山都的大豆品种。2020年,巴西农民曾就此向孟山都提起集体诉讼,巴西法院最终裁决孟山都胜诉。
法院称,巴西农民种植的孟山都抗草甘膦大豆(转基因大豆)是一个具有专利的品种。农民需向孟山都支付3%的销售佣金才能种植后者的品种。
用专利获得收益是国际种业“惯例”。
跨国种业巨头除了生产、销售转基因种子和配套的农药化肥,还会凭借已获得授权的生物育种专利,向种植户收取许可使用费。有国家规定,种植转基因作物2亩以下的可年年留种自用；但2亩以上的,留种自用要按种子价格的60%交纳专利费。
此外,巨头们还会将性状、种质资源等专利进行相互授权许可。据华安证券的分析报告显示,孟山都的销售收入,有三分之二都来自知识产权许可。
德国拜耳(已收购了孟山都)、美国科迪华(源于陶氏杜邦)等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科迪华在玉米领域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分子育种专利,掌握了60%以上的种质资源。拜耳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全球领先,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长期以来,全球种业市场竞争激烈,跨国种业巨头正是通过专利等知识产权手段把持种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加速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形成生物育种垄断格局。
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先正达也不甘落后。
先正达集团中国总裁、党委书记覃衡德此前曾公开表示,先正达中国正在研发高蛋白、高氨基酸含量的大豆种子,该专利可以在未来带来可观的专利费用,以弥补我国大豆进口所花费的资金。
另一位先正达人士也曾表示,“如果我们进口500亿元的大豆,我们可能通过出卖服务、出卖专利,收回200亿元的利润。”
02
中国生物育种专利
申请量全球第一
在美国,被引证次数最多的往往都是生物育种的基因专利,而非5G相关的通信专利。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诞生。当时的人们惊叹,“人类从此拥有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
随后数十年,转基因技术迅速普及,转基因作物面积成倍增长,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创造了巨额财富。目前,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生物育种技术也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实际生产应用价值。
专利申请是强化生物育种技术等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目前,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对生物新品种实行专门法与专利法的“双轨制”叠加保护；意大利、匈牙利、新西兰等对生物新品种实行专门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
某个国家在生物育种专利上的申请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国生物育种的创新趋势和未来。
去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成果》,显示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已位居全球第一。
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使用超过8000个中英文关键词和专利分类号的专利检索式,对生物育种中分子标记育种、转基因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等领域,进行了大数据的专利分析。结果发现,世界范围内,生物育种专利申请66.2万项,其中中国申请17.2万件。(专利的样本来自Incopat数据库,检索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20日。
其中,全球范围内生物育种专利申请的巅峰期出现在2016年,超过3.5万件,2020年出现明显回落。
在地区分布上,中国和美国是申请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远远超过第三名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差距。
生物育种世界范围专利申请趋势变化情况。(数据来源：RECP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的专家报告)
生物育种专利申请国家分布情况(数据来源：RECP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的专家报告)
03
国际化布局滞后
尽管申请量高居全球第一,但我国绝大多数生物育种专利只在国内申请保护,在全球布局上有所缺失。
与美国等生物育种强国相比,中国的生物育种专利布局存在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专利权人多为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全球排名前10的专利权人中,有6家是跨国企业,4个是研究机构或高校。世界三大种业巨头陶氏杜邦、孟山都、先正达在申请量上优势明显。但我国在该领域专利数量上位居前列的机构均是高校,包括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
二是专利布局多只局限于中国国内。在专利战略布局方面,国外机构高度重视全球专利布局,而据统计,中国的申请人96.61%只在国内申请了专利,对于国外市场的专利布局较弱。
有业界专家解释,“一方面是研究人员缺乏去国外申请专利保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目前国内缺乏帮助研究人员申请国外专利保护的社会服务机构。”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德国、瑞士、英国、荷兰、丹麦、韩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申请人则纷纷通过PCT途径或者巴黎公约途径进入中国申请专利,目前共2.5万余件。
在目前的17万余件中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中,国内申请人占14万件。2001年,国内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国外申请人。2008年后,中国生物育种领域的专利数量开始快速增长。
生物育种世界范围专利申请人(数据来源：RECP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的专家报告)
三是分子设计育种技术相关的专利较少。在中国的生物育种专利申请中,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相关专利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是转基因育种,这是生物育种领域的两大研究热点。由于我国的分子设计育种技术起步较晚,相关专利的数量相对较少。
目前国内申请数量靠前的也多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国外来华专利申请中排名靠前的以跨国巨头为主,包括陶氏杜邦、巴斯夫、孟山都、拜耳、帝斯曼,加州大学、默克、三得利、烟业产业和强生等,可见这些实体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
04
抢占知识产权高点
生物育种专利的申请、布局是抢占种业知识产权制高点的关键环节。中国要把种子攥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攥紧专利等种业知识产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也提出要“围绕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有知识产权的优良植物新品种,提高授权品种质量”。
针对不够“国际化”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应从政策方面鼓励引导专利权人专利申请的国际化,进一步加强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的国际布局。
此外,在突破生物育种核心技术的同时,也应提前进行专利布局。
以基因编辑育种技术为例,TALEN和CRISPR是基因编辑育种的发展方向,我国虽在相关技术的应用方面有一定突破,但尚未取得平台技术的核心专利。在关键技术领域如基因编辑作物靶基因开发方面,各大种业巨头尚未进行密集的专利布局,我国可以在该领域加强研发,并提前进行专利布局。
在专利的全球布局上,通信业巨头华为公司的经验或可供参考。
2011年的一则报道,华为高管曾公开表示,公司计划用5～10年,争取多积累一些专利、多申请一些高质量的基础专利并完成专利的全球布局,实现与竞争对手交叉许可。
华为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华为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4.5万余族(超过11万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华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2021年度专利授权量均排名第一,在美国专利商标局2021年度专利授权量位居第五。
在第三方专业机构发布的专利全景报告中,华为在5G、Wi-Fi6、H.266等多个主流标准领域居于行业领先地位。
被美国制裁后,华为消费者业务发展受影响。2021年初,华为宣布2022年开始收取5G专利授权许可费,单台手机收费上限2.5美元。
业内人士分析,华为拥有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观,包括持续保护好研究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构建高价值专利包；持续发挥专利保护公司全球业务安全的作用；通过合理收费奠定华为创新者形象；通过构建合作伙伴,精选专利池、专利运营公司开展合作等。
同时,华为不以收费为最终目的,主要通过沟通和谈判,理清双方的关系。在谈判过程中,逐渐锻造出一支善于沟通和谈判的队伍。当走到世界领先位置时,就可以合理分配价值链。
此外,多读专利、公开心得,引领研发人员从中找到窍门,与时俱进的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探索不适合通过专利公开的研究创新成果的保护形式、许可模式和推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