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毒生姜”事件再次把食品安全中农药残留的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长久以来，一旦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农药生产企业的身上。实际上这是个误区。现在农产品安全问题已不在农药生产环节，而在农药使用环节和农产品加工环节。“谈农色变”，甚至“仇农药”是极不公平的。

   时下，有些地方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对农药不懂、不了解，导致“谈农色变”情有可原，但有些专业的化工园区将农药“拒之门外”，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农药是科技进步的结晶，农药的推广应用对农业生产贡献巨大，使用经济效益可达6倍以上。在我国，农药在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防控中的贡献率达到70%-80%，年挽回经济损失3500亿元以上。我国发生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种类约1700多种，造成严重危害约有100多种，重大生物灾害年发生面积60-70亿亩次。据测算，如果不采取防控措施，可能造成我国粮食产量损失2200多亿斤，油料370多万吨，棉花200万吨以上，果品和蔬菜上亿吨，潜在经济损失5000亿元以上。
   现代农药已超出传统农药的概念，不仅用于传统的农﹑林﹑牧﹑渔等大农业领域，还用于卫生、建筑、交通、纺织、皮革、建材、军事等非农业领域。毫不夸张的说，现代农药已经涉足人们的衣食住行。
如果没有农药，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所谓“仇”者，是一种情绪化的对立，可谓水火不容。“仇官”、“仇富”一说，虽偶尔见诸于某些报章，但绝非主流说法，更无严格定义。退一步说，即便社会上存在“仇官”、“仇富”的情绪，那也得深究这“仇”字背后的成因。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横行，制造着社会阶层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将复杂的中国社会阶层变成了一对简单的仇恨：权贵与底层不可调和势不两立的冲突。公众痛恨的是“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动辄就给某件事贴上“仇”字标签，太具杀伤力，很容易人为地造成分化和对立，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本身未必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态。如果“不问青红皂白”、甚至“张冠李戴”的“仇”某件事，那就不应该。“仇农药”就是一种极不应该的社会现象。
   有植保专家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消费国。从蔬菜、水果种植到牛奶、红酒生产，农药的违规乱用、超量使用，渐成“舌尖上的安全”的杀伤利器。不仅仅农产品，土壤、地下水等农药残留也在增多，成为美丽中国的“隐患”。但这并可怕，关键是要在“减量”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求发展，在“安全”上做文章。在农药生产、销售、使用及农产品加工上构筑“安全屏障”，实现“四保险”。
   防治病虫害、保证产量和品质，难免要使用农药，农药残留也同样难以避免。这种必然性和残留可能性，凸显出有序引导、安全监管、打击滥用的重要性。政府部门制定严格标准、监管不留死角，才能刹住农药滥用，平复公众焦虑。应该说，农药滥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还缺少比农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替代技术。关上“农药门”是不现实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提升农业科技含量。推广生态种植精细田管、研发物理方法防虫除虫、改进升级低毒低残留农药、更新提高农民技能等，都需要相关部门在农药监管之外积极摸索。科学种植、科技兴农，健康才有保障，农业才有未来。抛弃农药发展农业是不现实的。
   我国每年在农业的病虫害防治上使用农药的数量非常的大，而农药也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万事皆有利有弊，农药也如此，因为我们大量不合理的使用农药，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安全隐患加重，农药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农作物丰收和粮食安全，过去离不开农药，现在也离不开农药，即使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应用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仍将是主要的措施之一。
   农作物同人一样，也会生虫、生病，要长得健康也需要护理。目前中国农民杀虫、治病的主要方式是打农药。不过，农民“医术”良莠不齐，农民缺少技术指导，这也成为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源头之一。政府要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信息、技术指导、病虫害预报，同时积极使用生物、物理、生态方式，尽可能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实现农药科学合理使用，提高农药使用效率，避免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在农产品上残留超标。
   发展农业离不开农药，发展现代农业也离不开农药，社会发展同样离不开农药。中国是如此，世界再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