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毒豇豆”、广西“毒白菜”、青岛“毒韭菜”……由农药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正不断挑战社会公众的耐受度。那么，农药供应和使用现状到底如何？消费者能否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就在前些天，很多农民还在为打“破口药”而忙碌，这是本季水稻最后一次打药，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药。宜兴市新庄街道的老史种了1.7亩粳稻，照着镇农业服务中心发放简报上的品种，买了2亩的药，多买多用，是因为卖药的不拆零，剩下的零头药时间长了药性也没了，不如干脆用掉。“既然低毒，多打点效果应该会更好”。于是把药全都打到了田里。

　　除了随意增加药量外，很多农民更希望用药能立竿见影，药到虫死，这往往会造成高毒高残留。比如，甲胺磷、3911、三氯杀螨醇等，虽然早已禁用了，有的农民因为习惯和观念，还可能在用。张家港市植保站站长孙国才说，正规渠道买不到，有的外来种粮大户就从周边省份购买或者干脆从老家带过来。比如，用井冈霉素防治水稻纹枯病，一亩地要1斤，而我们推荐的纹真青每亩只要一袋，也就20克。

　　张家港市惠农物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安全则举例说，9月2日上午，南港村有个种粮大户给了他一张采购单，有40多种农药，其中五六种早已进入禁用限用名单内。比如草甘膦，虽然个把小时虫子就能死光光，但毒性也留了下来；还有20%的吡蚜酮等，都是高毒性的，说明这些农药还有一定市场。

　　张家港市塘桥镇种粮大户吴米其告诉记者，去年麦季，一个承包了200多亩地的大户，从外地购买了含量40%、50克包装的小麦多酮防治赤霉病，虽然每包比正规渠道60%含量的药便宜0.60元，但效果不好，只能再打一遍药。结果，增加了农药残留又影响收成，亩产不到500斤，比吴米其少了400多斤。

　　我国农药实施专营管理，只有供销社农资经营单位、植保站、土壤肥料站、农药生产企业等才有资质，但前几年，经营主体一直鱼龙混杂。

　　张家港市农资经营放开早，1999年初供销社生资公司全部转制。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唐雷刚说，“这一转，也转乱了经营市场。无证的、套证的，谁都可以做，菜市场里也摆起了农药摊，价格、规格随便喊，同一产品含量有的10%、有的20%，高毒农药、假农药、高价农药很普遍。”

　　孙国才告诉记者，他们曾用半年时间对农药品种、价格、农民使用成本等作了调查。结果发现，市场批零差价普遍达到三四倍，有的品种利润率高达200%，而且防治效果不好，导致用药量越来越高。比如防治稻飞虱的10%吡虫啉，开始一亩地用20克，后来虫子有了抗药性，用量增到60克仍不见效，农民却要支付每亩1.50元的成本，高出进货价约0.90元。

　　这种乱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地区的农药市场。记者采访获悉，如今仍有少数地区的镇村农药销售点，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又唯利是图，什么药利润高就卖什么。有的专门从外地进货，品类五花八门，给高毒农药的混入开了方便之门；还有的一味迎合农民习惯和要求，要什么药就提供什么，致使甲胺磷、毒死蜱、添加了高毒隐性成分的农药等阴魂不散。

　　从工厂生产到田头使用，农药生产、销售、使用环环相扣。专家认为，就销售和使用环节而言，两个节点对农产品安全最为关键，即销售公司卖什么药，农民兄弟怎样用药。

　　解决卖什么药问题，前提是管好经营队伍。金坛市以村镇合并为契机，农药销售点削减到120家左右，由市供销总社、农林局共同管理。市供销总社党委书记周苏蔚说，供销总社负责农药采购、配送，农林局负责农药质量、市场监管，农药流通秩序进一步规范。

　　张家港市则推行“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的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市供销总社主任唐雷刚介绍说，市农委在每年夏、秋播前提出当季农药采购品种和数量，有关部门对所需农药品种在备案企业中公开招标；同时实行“零差价”配售，由市镇两级财政出资补贴惠农公司和销售站点。今年1-8月，全市集中配送农药达2140万元。

　　实行“零差价”配送，确保了张家港农民以出厂价买到低毒高效农药。塘桥镇种粮大户吴米其当着记者的面算了笔账，“今年种小麦1100亩，防治赤霉病开始用集中配送的农药，每亩成本降低5元多，一季小麦少开支6000多元。加上农药防治效果好，亩产又增加60多斤，增收超过6万元。”他说，水稻已打四次药，每亩比上年少花40多元。

　　而对规范农民用药，我省很多地方也都有相应措施。借助植保站、农业服务中心的技术力量，指导农民买药、用药。在张家港市港锦丰镇建设村，记者看到这里的“药店”变成了“医院”，两位农技员坐镇配送点，义务为农民开“处方”。

　　如今，张家港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太仓、昆山等市前来考察学习，借鉴制定类似方案。

　　不过，也有专家从完善这一模式角度建议，经营主体的确立最好能引入竞争机制，以避垄断之嫌，果蔬植物对农药敏感性更强，应针对其用药量少、品类多的特点，将配送体系由小麦、水稻等大田作物扩大到全部农产品领域，实现源头控制体系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