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本是大地向辛勤耕耘的农民回报希望的季节。然而，这个收获的季节，会宁县承包户刘维龙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到会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投诉白银邦农公司新堡子农资销售点杜忠武给他卖假农药，致使他在白银农场一分场承包的600亩耕地大量减产，直接经济损失120多万元。由于送货的业务员失踪，杜忠武也大喴冤枉，称自己并不知道农药质量有无问题。另外，农药的厂家也出面表示，刘维龙所用的杀虫剂是假冒产品，并不是他们厂生产的。
在关注“三农”的大背景下，在伪劣农资祸害农户之时，相关部门尽管建立了严密的监控体系，虽在制售假农药环节的打击和处罚上也极为严格，但监控没能覆盖售后，相关环节尚需进行一步完善。 记者 唐学仁
希望过后的焦虑
8月10日，初秋的太阳晒得大地干渴而焦虑。
站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刘维龙不停地抽着闷烟。看着满地挖出的被虫子咬得全身是眼的土豆，他的失望和焦虑远比这火辣的阳光来得更强烈。
刘维龙是会宁县郭城镇驮营村农民，之前一直以跑车为生。今年年初，看到市场上土豆行情渐长，他看中了这一靠种植赚钱商机，于是承包了位于靖远县白银农场一分场的600亩耕地。他最初的计划是，500亩耕地直接种土豆，剩下的100亩种植向日葵。下种前，刘维龙在白银邦农公司新堡子农资销售点杜忠武处预订了价值20万元的化肥和农药。
3月5日，一切准备就绪后，他雇佣当地30多位农民开始种植。为了保证种植质量，刘专门买了一台机械点种机，点种机的深浅、行距，包括施肥，刘维龙都一一按照详细的操作要求进行。“光500亩地的种植就一个月，都是自己驾驶点种机种植的。”刘维龙说。
刘维龙当时种植了两样土豆品种，一种是“东北早大白”，这种土豆外表光泽，颜色好，且生长周期短，这种土豆比普通土豆提前一个月成熟，收成后土地还可进行二茬种植。而另一种是“延安科星”，和普通土豆的生长期差不多。
土豆种植完后，刘维龙开始在剩下的100亩耕地种植了向日葵。
一个月后，土豆的长势好的出人意料，所有到过刘维龙承包地的人都说，刘维龙今年肯定发大财了，刘维龙也为此沾沾自喜。他甚至打算卖完土豆后，给自己买辆小车，还打算在白银买套房子供孩子上学。虽然土豆的长势不错，但向日葵的出苗率却不到一半，刘维龙以为是种子出了问题，于是雇人将苗铲除后二次种植，但二次种植的出苗率依然不到一半。三次补种显然太迟，刘只好再次将葵花苗铲除后改种玉米。
“那时候看到土豆的长势那么好，要没有天灾，想着今年肯定有一个好收成。百密一疏啊，谁想到假农药坑了我。”刘维龙一脸的无奈。刘维龙算了一笔账，他的500亩土豆中，“延安科星”还未开挖，但虫害依然严重。360亩“东北早大白”不但减产，而且现在挖出的土豆几乎没有商业价值。每亩按正常7000斤计算，现在的市场行情是每斤土豆7毛钱，360亩就是170多万，但现在每亩为5000多斤，挖出的土豆每斤只能卖到3毛钱左右，直接经济损失120余万元。
初检杀虫剂无杀虫效果
刘维龙所说的农药是一种杀虫剂，这种杀虫剂直接和种子一起埋于地下，可以杀死地下害虫。事实上，刘原本预订的是一种名叫“盖地龙”的杀虫剂，但种植时，送到地头的是一种叫“包青天”的杀虫剂。
值得一提的是，3月5日开始种植的当天，刘维龙所预订的化肥都按时送到，惟独不见农药，着急的刘维龙几次催促杜忠武送农药。然而，送农药的人并不是杜忠武本人，而是另一家白银丰宝农化科技公司四龙经营部的白治国。
“我当时还打电话问了杜忠武本人，杜说这种药比‘盖地龙’好用，效果也好。我和杜也熟悉，经常在他那里买化肥和农药，就相信了。”刘维龙说，当时预订了164桶农药，每桶内装有10小袋，每袋1公斤。但种植时实际用了130桶，剩下的34桶退还给了杜忠武。刘维龙开始等待收获希望。期间的浇水、除草，刘维龙都是雇人进行。
进入7月，360亩“东北早大白”到了收获期。之前，刘还与白银万通农业蔬菜种植销售专业合作社协商，他的所有土豆都由该合作社进行购销。7月15日，刘维龙雇佣了50多人开始挖土豆。但所有人都傻眼了，出乎意料的长势下，带给他的竟是一场空欢喜。“刚开始挖出的土豆，全身是被虫子咬过的眼，我还以为只是个别现象。”可大面积开挖后，土豆依然满身虫眼。刘维龙不相信这一切，还专门让人在其他几块地里开挖，但结果一样。
地下原本是埋了杀虫剂的，虫害何以如此厉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刘维龙百思不得其解。看着周围别人的地里白净的土豆，刘维龙显得无比焦虑。有人提醒他：“是不是你家的杀虫剂是假的啊？”两年来，为了防治虫病，刘维龙每年都会向地下撒药，对于之前杀虫药的防治效果，刘维龙十分肯定，但今年的药怎么出现这种状况呢？于是他叫来杜忠武和白治国。
“当时两人看了之后，十分震惊，也觉得药有问题。”刘维龙说，白治国当时答应叫厂家来人。可一等就是10天。直到7月31日，等待无望的刘维龙向“12315”打电话投诉。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刘打电话叫来会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人员取样并送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兰州化肥农药农膜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鉴定。
结论在3天后出炉：送检样品中毒死蜱2%和辛硫磷3%的标示值均为零。也就是说，刘维龙所用的“包青天”农药根本不含杀虫成分。按《农药管理条例》规定，所检验“包青天”是假农药。而包装袋上，该药的生产厂商为南京华邦化工公司(附：但白杜二人对此鉴结果有异议)。
艰难的维权路
犹如晴天霹雳，刘维龙的心凉到了冰点。之后，刘维龙一直催促杜忠武和白治国找厂家，而心急如焚的他按照执法管辖权属，向靖远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举报。
8月8日，靖远县农业执法大队组织相关专家对刘的承包地现场勘验。结论是：地下害虫对土豆造成的危害率达到了94.66%。回想之前的向日葵出苗率，刘认为还是害虫的影响。
这期间刘维龙并没等到厂家。而杜忠武和白治国与刘维龙就赔偿进行了简单协商。“当时我说，既然受了损失，也没法补救，只要让我不要赔本太多，补偿些就行了，可是白治国并不答应。”刘维龙说。
实际上，农药进入市场之前归技术监督局管理，进入市场后归工商局管理，农业部门的事件归农业执法大队管理。事实是，刘维龙所预订的农药经营者杜忠武在会宁县，送药者白治国又在白银区四龙乡，而刘的受害地却在靖远县。
维权之路对于刘维龙是艰难的。按照执法管辖权属，刘维龙先找到了会宁县北山工商所，但该所在调查了几天后，却以质量技术监督局已经介入为由不予立案。
“我们也去看了技术监督局查封的假药，因为封条是白银市技术监督局贴的，我们不能拆封，再说你这案子找的部门太多，我们工商所无法介入，请示领导后不予立案。”记者跟随刘维龙来到北山工商所，该所副所长何宏给出了这样的答复。而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取样送检并查封了留在杜忠武经营店内的假药后也再无下文。
记者跟随刘维龙再次找到靖远县农业执法大队，队长刘玉明说，此案涉及金额过大，且假药经营者不在靖远县境内，按照执法属地管辖的限制，建议刘维龙向公安机关报案。8月11日，刘维龙向白银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报案。刘说，刚开始民警很重视，但由于队里案件较多，对于他这样的案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白银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刘维龙原来的鉴定，杜忠武和白治国并不认可，所以还要对刘所使用过的剩余农药重新鉴定。
杜忠武和白治国告诉记者，他们也是此次假药的受害者，在被调查时，他们也颇遭非议。杜说，在此次事件上，他只是一个牵线者。而白治国则说，他也是在一次农资交流会会上订的货，当时发货者证件都齐全。不过出事后，给他发货的业务员不知去向。
8月18日，南京华邦化工公司工作人员来到靖远县。“这药是假的，是仿冒了我们的商标和包装。”华邦工作人员也随即向白银公安局报案，也希望查处制假者。
在这条维权路上，刘维龙说他已身心疲惫。从质监部门到农业部门，再到公安，他的希望一次次落空，他也不知道假农药的事到底归谁管？
早在今年初，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中指出，要做到“有报必接，接案必查，查必到底”。不断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杜绝“有案不送、以罚代刑”。但甘肃农业大学教授柴守玺博士认为，看似严密的监控体系未能完全落到实处，对于农资质量的监控过多依赖于流通环节，造成假农资一次次坑害农民。柴说，农资制假售假每天都在变换手段，等到出事了，再去送检，再去维权，既费钱，又费时。这些事件的背后，除了农民上当受骗后的切肤之痛，就是造假售假者的违规违法。
“因为补种时早已过了玉米种植的季节，还不知道能不能成熟。”刘维龙对100亩玉米也无不担心。
刘维龙说，他做了两手准备，除了希望公安部门能够尽早抓获制假者外，他还打算起诉假药的经营者，这样他之前投入的140多万元贷款，还能还上些。